在习惯上课点名的同时，甘肃某高校的贾萌和他的同学们还需要习惯讲座打卡。“学院办的讲座是必须要打卡签到的，学院发签到卡，每个学生一个学期必须去满8次，不去的话会扣学分”。
近日，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硕博导师陈镜超在“学术中国”官方微信上发文称：辅导员的权力常常比导师权力还要大。导师的话可以不听，但辅导员的话绝对不能不听。在这篇《中国高校怪象种种》的文章中，陈镜超教授提及，他的学生曾以辅导员要求必须参加学术报告会为由，毅然旷掉研究生小组会。
讲座学分在实践学分中的比例很高
“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我对大学讲座还是很期待的，去听讲座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兴趣，没有考虑学分。”山西某高校软件专业的张超把两年来听的讲座作了对比。“理工科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课不感冒，但学院在我们大二的时候用学分来吸引我们参加思想政治讲座。”张超坦言，讲座学分在实践学分中的比例很高，一场讲座0.05或者0.03分，到学期末可算作实践学分，他一学期甚至可以凭借听讲座拿到1分的实践学分，而大学4年只需拿到2分的实践学分。签到、签退成为张超听每场讲座的习惯，对于不精彩的讲座他选择看其他书，下课铃声响签上名字，张超就拿到了这个学分。
同样遭遇强制听讲座的还有贵州某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汪泽，对于强制参加的讲座，他认为其内容没有吸引力。“我们学校的讲座可全部折合成学分，所以从大一入学辅导员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听讲座，不然没有学分，有时候甚至会强制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去听主题奇怪的讲座。”内容大打折扣的讲座让汪泽产生了抵触情绪，听讲座对他而言变成听够要求场次、按时签到签退、盖章拿到学分的“机械运动”。
除此之外，一些台上的“机械运动”让汪泽认为这样的讲座成为一种互相欺骗。“讲座如果请来校外嘉宾，学院或学校领导会露一下面而后离开。讲座时，主讲嘉宾对我们在会场上玩手机、看课外书、写作业等‘自由活动’不会制止，也无交流。我们和领导、主讲嘉宾‘各司其职’”。
记者采访中发现，讲座不仅在逐渐绑定学分，其质量与需求不匹配也是大学生普遍诟病的问题。
“有货”的好讲座可遇不可求
赵霞是河南一所高校民生学院艺术与传媒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参加的最固定的讲座项目是学校的名家讲坛。每有王立群、程遂营等名家时，现场一定座无虚席，她自己也会成为粉丝团的一员。“但是大部分讲座嘉宾并不是专业对口的学术专家，比如‘漫谈艺术与人生’主题的讲座，内容的个人主义色彩很浓，主讲人秀自己人生远多于谈艺术。”这让赵霞和她的同学常常感到很无奈。
不顾及学生专业水平的讲座也让大学生“敢怒不敢言”，“先进的控制设备和PID算法的应用对我们来说不实用且不接地气，所以讲座结束后我们不会再研究。对我们而言讲座的学分很容易拿到，就是到场，纯粹为了凑学分。”孙琦补充道。
“有货”是一些学生形容一场好讲座的标准，“货”的质量与主讲人的学术水平有关，也与主讲内容的更新程度密不可分。
山西某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王洋很怀念大一听讲座的经历。他甚至记得自己在听那场有关“桃花源”讲座的时状态，“跟着张伟老师一起思考、辩驳，我们对桃花源的地址存在争议，但是这场思辩让我明白，分析桃花源的内涵要从儒释道三方面入手。”王洋很得意自己学会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然而到了大三，王洋发现许多讲座内容出现了反复，讲座和课堂内容的重复率越来越高。“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场我们教授作的‘盛唐边塞诗的崇高之美’主题讲座，只是在上课所用PPT基础上做了几个字的更改，对于我们听过的人而言就是签到以后埋头于手机。”王洋对教授没有时间准备讲座课件表示理解，但是他认为每场讲座都应有意义，否则便背离了举办讲座的初衷。
规定讲座数量不如提高讲座质量
当“锦上添花”的讲座充电变成一种强制绑定的打卡任务时，张超还是理性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在大学期间更注重讲座的真正价值，而不是学分这种附加值。”
同样，贾萌也表示虽然不得不参加一些“形式化”的讲座，但是自己还是期待实用且专业性强的好讲座。
“老师的讲解基本能解答我们对考研的疑问，知道在大一到大三的备考期间要做什么样的安排和规划，这场讲座在为我们指明道路的同时，也让老师了解了我们学校的现阶段考研状况。”山西师范大学园艺专业的陈红曾经听过一次关于考研的讲座，她将这场至今受益的讲座形容为“双赢”。
不仅是学生关注好的讲座，讲座的主办方也为办高质量、有内容的讲座不断探求。面临拉人强制听讲座的现状，山西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术部的干事邢动（化名）摇了摇头：“如今想要办好一场讲座很有难度，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学生对讲座的内容和形式要求很高，讲座不仅要与学术结合，又要与社会热点相呼应，我们深知强制参加会引来骂名。”邢动坦言他们经常会向他人取经，还为此在学院里做过问卷调查，研究如何更好地举办讲座，吸引大学生主动参与。
陈镜超认为目前高校讲座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心灵鸡汤类，例如各类励志故事讲座，这一类讲座一般受大多数学生欢迎，但这类讲座和学术基本无关；另一类是科普性质的讲座，这种讲座往往带有一定的知识性，对听众的要求也较高，相对而言学术性较强。
针对这两类讲座，陈镜超表示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搞学术研究，“强迫学生去听不相匹配的学术讲座本身就是浪费，对于不适合自身科研水平的讲座，学校应该慎重开设。走不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这是不科学的”。
对于学生听讲座参与量化考核的规定，陈镜超认为完全没必要，“对于老师来说，不是个个都能做得了讲座，有的只能把课本上的东西再搬上去，讲座的含金量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学生来说，有些为了凑数就开始动歪脑子，譬如替签到、拖关系盖章等，规定讲座数量的出发点是好，但治标不治本，提升讲座质量才是关键”。
陈镜超建议高校讲座在宣传时，应介绍清楚讲座内容、适合的听众对象，让学生自主选择要不要去听。在讲座中，主讲人要少讲多交流，真正适应听众需求。
近日，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硕博导师陈镜超在“学术中国”官方微信上发文称：辅导员的权力常常比导师权力还要大。导师的话可以不听，但辅导员的话绝对不能不听。在这篇《中国高校怪象种种》的文章中，陈镜超教授提及，他的学生曾以辅导员要求必须参加学术报告会为由，毅然旷掉研究生小组会。
讲座学分在实践学分中的比例很高
“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我对大学讲座还是很期待的，去听讲座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兴趣，没有考虑学分。”山西某高校软件专业的张超把两年来听的讲座作了对比。“理工科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课不感冒，但学院在我们大二的时候用学分来吸引我们参加思想政治讲座。”张超坦言，讲座学分在实践学分中的比例很高，一场讲座0.05或者0.03分，到学期末可算作实践学分，他一学期甚至可以凭借听讲座拿到1分的实践学分，而大学4年只需拿到2分的实践学分。签到、签退成为张超听每场讲座的习惯，对于不精彩的讲座他选择看其他书，下课铃声响签上名字，张超就拿到了这个学分。
同样遭遇强制听讲座的还有贵州某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汪泽，对于强制参加的讲座，他认为其内容没有吸引力。“我们学校的讲座可全部折合成学分，所以从大一入学辅导员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听讲座，不然没有学分，有时候甚至会强制我们几个班的同学去听主题奇怪的讲座。”内容大打折扣的讲座让汪泽产生了抵触情绪，听讲座对他而言变成听够要求场次、按时签到签退、盖章拿到学分的“机械运动”。
除此之外，一些台上的“机械运动”让汪泽认为这样的讲座成为一种互相欺骗。“讲座如果请来校外嘉宾，学院或学校领导会露一下面而后离开。讲座时，主讲嘉宾对我们在会场上玩手机、看课外书、写作业等‘自由活动’不会制止，也无交流。我们和领导、主讲嘉宾‘各司其职’”。
记者采访中发现，讲座不仅在逐渐绑定学分，其质量与需求不匹配也是大学生普遍诟病的问题。
“有货”的好讲座可遇不可求
赵霞是河南一所高校民生学院艺术与传媒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参加的最固定的讲座项目是学校的名家讲坛。每有王立群、程遂营等名家时，现场一定座无虚席，她自己也会成为粉丝团的一员。“但是大部分讲座嘉宾并不是专业对口的学术专家，比如‘漫谈艺术与人生’主题的讲座，内容的个人主义色彩很浓，主讲人秀自己人生远多于谈艺术。”这让赵霞和她的同学常常感到很无奈。
不顾及学生专业水平的讲座也让大学生“敢怒不敢言”，“先进的控制设备和PID算法的应用对我们来说不实用且不接地气，所以讲座结束后我们不会再研究。对我们而言讲座的学分很容易拿到，就是到场，纯粹为了凑学分。”孙琦补充道。
“有货”是一些学生形容一场好讲座的标准，“货”的质量与主讲人的学术水平有关，也与主讲内容的更新程度密不可分。
山西某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王洋很怀念大一听讲座的经历。他甚至记得自己在听那场有关“桃花源”讲座的时状态，“跟着张伟老师一起思考、辩驳，我们对桃花源的地址存在争议，但是这场思辩让我明白，分析桃花源的内涵要从儒释道三方面入手。”王洋很得意自己学会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然而到了大三，王洋发现许多讲座内容出现了反复，讲座和课堂内容的重复率越来越高。“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场我们教授作的‘盛唐边塞诗的崇高之美’主题讲座，只是在上课所用PPT基础上做了几个字的更改，对于我们听过的人而言就是签到以后埋头于手机。”王洋对教授没有时间准备讲座课件表示理解，但是他认为每场讲座都应有意义，否则便背离了举办讲座的初衷。
规定讲座数量不如提高讲座质量
当“锦上添花”的讲座充电变成一种强制绑定的打卡任务时，张超还是理性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在大学期间更注重讲座的真正价值，而不是学分这种附加值。”
同样，贾萌也表示虽然不得不参加一些“形式化”的讲座，但是自己还是期待实用且专业性强的好讲座。
“老师的讲解基本能解答我们对考研的疑问，知道在大一到大三的备考期间要做什么样的安排和规划，这场讲座在为我们指明道路的同时，也让老师了解了我们学校的现阶段考研状况。”山西师范大学园艺专业的陈红曾经听过一次关于考研的讲座，她将这场至今受益的讲座形容为“双赢”。
不仅是学生关注好的讲座，讲座的主办方也为办高质量、有内容的讲座不断探求。面临拉人强制听讲座的现状，山西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术部的干事邢动（化名）摇了摇头：“如今想要办好一场讲座很有难度，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学生对讲座的内容和形式要求很高，讲座不仅要与学术结合，又要与社会热点相呼应，我们深知强制参加会引来骂名。”邢动坦言他们经常会向他人取经，还为此在学院里做过问卷调查，研究如何更好地举办讲座，吸引大学生主动参与。
陈镜超认为目前高校讲座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心灵鸡汤类，例如各类励志故事讲座，这一类讲座一般受大多数学生欢迎，但这类讲座和学术基本无关；另一类是科普性质的讲座，这种讲座往往带有一定的知识性，对听众的要求也较高，相对而言学术性较强。
针对这两类讲座，陈镜超表示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搞学术研究，“强迫学生去听不相匹配的学术讲座本身就是浪费，对于不适合自身科研水平的讲座，学校应该慎重开设。走不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子，这是不科学的”。
对于学生听讲座参与量化考核的规定，陈镜超认为完全没必要，“对于老师来说，不是个个都能做得了讲座，有的只能把课本上的东西再搬上去，讲座的含金量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学生来说，有些为了凑数就开始动歪脑子，譬如替签到、拖关系盖章等，规定讲座数量的出发点是好，但治标不治本，提升讲座质量才是关键”。
陈镜超建议高校讲座在宣传时，应介绍清楚讲座内容、适合的听众对象，让学生自主选择要不要去听。在讲座中，主讲人要少讲多交流，真正适应听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