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副部长鲁昕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教育部将做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据统计，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共1200所左右。鲁昕表示，这就意味着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强化专业，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对接。“我们最近已经成立了联盟，已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鲁昕说。（新京报3月23日）
有关调查显示，地方本科院校，尤其是新增本科，包括独立院校、民办院校，是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最难的群体。把600所地方本科院校转高职，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满足用人单位对高素质技术人才需求出发，有现实合理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不应该由政府来为学校定位，而应该在政府宏观管理之下，让学校自主办学、形成自身的办学定位与特色。表面上看，本科院校转高职，高素质技术人才培养增多，以前上不上、下不下悬在空中的二本、三本院校学生选择职教这条路，会实现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接轨。但还必须深入思考，学生会主动选择职业教育吗？职业院校真能培养出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人才吗？职业人才能对传统行业带去新观念、新技术推进产业变革吗？
这就需要进一步解决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以及“蓝领”技术工作对人才的吸引力等一系列问题。
从高等教育的定位看，我国目前诸多二本、三本院校，本就应该实行职业教育，培养应用技术人才。可是，这些院校在办学时，与一本院校一样，也在走“高大全”之路，都想办成研究型、综合性大学。二本追逐学科齐全、申报硕士点；三本追求考研率，把学校办为“考研基地”。一些刚升为本科的院校，也极不安分。如此办学，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吗？能不制造办学与社会需求的脱节？这些学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可想而知的。之所以如此，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职业教育地位低。在我国，高职还被作为一个层次，而不是一个类型，在办学者和社会舆论看来，大学比学院好、学院比学校好，近年来一些高校就热衷升本、改名。而在国外，高等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类型，与普通高等教育没有高低之分。近年来，我国也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类型不是一层次的概念，也在对高职教育进行调整，包括大力发展技术本科教育、专业硕士教育，但总体而言，职业教育低于普通教育的现实并没有改变，一些升为本科的院校总觉得举办职业教育层次太低，不够“高大上”。
二是教育有“学历导向”，社会是“学历社会”。不少地方本科院校其实就是追逐学历的产物，地方政府要升本率，学生和家长也要本科学历满足面子，很多学校只能回报给学生一纸文凭，而没有货真价实的教育，这就让教育与就业出现恶性循环——人才培养质量低，无法推进传统产业、行业发展，就业岗位集中在低端。
三是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无法形成明确的定位，办出个性和特色，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结构和社会需求的脱节。
目前的高职教育，虽然就业率并不低，可招生十分困难，面临严重的生源危机。这种情况下扩大高职招生，非行政计划推进根本不可达到，但如此一来，很可能上演中职教育的悲剧。全国各地的中职教育规模，就是在行政计划之下做大的，可由于职业教育地位低，职业学校没有办出特色，甚至出现空心化的问题，中职培养的学生并没有为传统职业带去新技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改变行政计划思路。
现在，政府部门在推动本院校转高职，虽然在具体工作中，也注意发挥学校的积极性，要学校报名参加转型改革，但必须注意，只有政府、学校各司其职才能顺利推进。政府可以出台政策，加以引导，把办学自主权真正交给学校，才能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如果学校有办学自主权，地方本科院校其实应该明白，出路就在以培养应用技术人才作为办学定位，以就业为导向开展教育。这不必由政府部门来安排、布置。
其次，不改变“学历导向”，职业教育的出路很窄。鲁昕副部长提到，高考将分为技能型人才高考和学术型人才高考两类，有舆论认为这可为职业教育开创新局面，客观而言，技能型高考，可以为中职学生进本科院校创造机会，但职业教育的出路在于货真价实。
要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学历导向。最重要的一点，是取消高考录取的批次，实行各类教育、学校自主招生。只要一本、二本、传统的高职层次保留，职业教育就会被贴上低层次的标签。另外，必须取消教育领域、就业领域一系列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政策，真正为职业教育营造平等的发展环境。政府所要做的工作，就在于此，而不是直接介入学校的办学。（中国青年报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